在古装视影剧中，“奴才”一词是出现最频繁的台词之一。但凡是低人一等的，都算奴才。宰相是皇帝的奴才，普通大臣是宰相的奴才；管家的是当家的奴才，仆人又是管家的奴才……总之，过去的封建社会，是一个奴才的社会。正因此，中国人长久以来被烙上一个优势尊严的伤疤——奴性。

　　实际上，自古以来，我们是一个崇尚人才的国度。有才能的人，走到哪里都很受欢迎，不是平民百姓夹道欢迎，就是被权贵们待为座上客。之所以这样，还不
是因为过去的人才太少了。一个县出个进士就算特大新闻，一个乡出个举人也比过年要热闹得多，一个村有个秀才已经是村里妇孺皆知的人物了。

　　由此看来，奴才，是在旧社会严森的等级制度基础上对人的价值的一种扭曲性评判。奴才，第一个字“奴”体现的是旧社会的等级关系，是一种失去人格尊严的奴隶式关系，等级高的对等级低的甚至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第二个字“才”体现的就是一个人的才能被崇尚与被压抑的双重矛盾。有些奴才的确很有才华，但在等级制度面前，他不得不委身屈事；如果这个有才华的人遇上识货的主人，尽管是个奴才，也还是会被推崇的。

　　“奴”与“才”两个字结合起来，旧社会统治者的不良居心就非常明显了，他们最想、最需要奴役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有才华的人。把这些人奴役了，皇帝老子的江山就牢固多了，三宫六院，嫔妃成群，糜乐靡靡，田猎追逐，日子自然过得舒坦惬意。

　　在旧社会几千年的奴才文化里，人格尊严的缺失，生命决策权被别人垄断，一个普通人的价值是难以体现的，也是无法评判的。这不能不说是我们中华文明中最失败的地方。

　　幸好，孙中山先生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突破性进步，推翻了封建统治，打破了奴才文化的框框，走上了自由民主的道路。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之后，思想观念从约束到开放，身份地位从等级严格到边界模糊，人才从稀缺到泛滥，个人财产从穷困到富裕……总而言之，在当前相对平等的社会制度中，过去奴才文化的基础要素一概不存在了。

　　但是，刚刚跳出了奴才社会的火炕，我们马上又陷入了“奴财”文化的困境。一个崇尚金钱的社会体系迅速构建完成，而由于对金钱的认识与管理等方面存在先天的不足，我们绝大多数人实际上成了金钱的奴隶，被金钱紧紧地卡住了生存的咽喉，不得不拼命地赚钱。一来赢得社会各界（主要是亲朋好友）对自己的认同，二来减轻自我生存压力。

　　现在，我们只要一翻开报纸、杂志或打开网站，就会发现很多关于“房奴”“卡奴”之类的新闻报道，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人至今“奴性不改”。喜欢用“奴”字来形容某个陷入同样财务困境的群体，的确是体现了——奴性在中国人头脑中依然根深蒂固，还没有完全清洗掉。

　　就拿“房奴”来说，他们通常都是些年轻夫妻，把毕业后工作了几年的所有工资拿来按揭一套房子（有的是父母支持，有的是向朋友借钱），然后每个月用一半以上的工资交月供。可想而知，一个月的工资减掉一半，还有每个月吃喝拉撒，或者串亲走友等等，最后剩下来的就是可怜的几个铜板了。如此紧张的家庭财务收支情况，算是“房奴”最大的心病。

　　这些年轻夫妻为什么愿意成为“房奴”，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奴财”文化在作祟。青年人见面的问候语不是“工作忙不忙”就是“有没有买房”，工作忙表示你正在赚钱，买了房表示你已经有钱。而且在以金钱衡量个人价值的今天，买了房的人在没有买房的人面前似乎更有一种优越感，在亲戚朋友面前也更有些脸面。正是在这样“奴财”文化的孵化下，我国产生了大批所谓的“房奴”。当然，“奴财”文化更具破坏性的地方还在于淡化人们的社会道德观念和扰乱自由平等的社会体系。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奴才到“奴财”是一种进步，是从人才与人格的奴役进化成为单纯的财富奴役。解决奴才文化的根本途径是流血，是革命；而化解“奴财”文化的根本渠道则是理财，是规划。美国著名的理财师——苏西·欧曼写了一本书，名为《九步达到财务自由》，告诉你如何从一个“奴财”转变为一个没有财务负担的快乐的富翁。